这部由中影投拍、看禁古榕执导的影片以奥运建设热潮为背景，看禁讲述了归国建筑设计师邓江涛（苏可饰）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故，从事业巅峰跌到低谷，又在萍水相逢的女司机黄若兰（姚笛饰）的帮助下从头再来，东山再起的故事。红楼选秀中，姚笛展现了大家闺秀的贵气，但在《从头再来》中却扮演草根出身的出租车司机，姚笛坦承角色转变很大：“要一下子从宝钗转换成出租车司机，难度比较大，需要把以前宝钗的‘范儿’全扔掉。”姚笛表示，特别喜欢这种和自己反差大的角色，“反差越大，越能磨炼演技。”影片《从头再来》将于11月上映。
回复 :影片的时代背景落在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科托夫（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Nikita Mikhalkov 饰）是红军的光辉领袖，拥有殷实家底和幸福家庭，正在与妻子玛露莎（英格波佳·达库内提 Ingeborga Dapkunaite 饰）、女儿一起在别墅中度过幸福时光。不料，一名不速之客闯进了这里。当他揭开层层乔装的外物时，人们认出了他——一个失踪了十年的没落贵族米迪亚（欧列格·米契柯夫 Oleg Menshikov 饰）。米迪亚的到来犹如地狱派来的使者，随着他娓娓道来的故事，米迪亚和科托夫之间的恩怨纠结、和玛露莎之间的陈年旧情以及随着时代而扭曲的人生，都在故事中一一展开。而更为残酷的是，他带来了一个令科托夫一家陷入绝境的消息……
回复 :故事发生在一座小渔村内，鱼王老鳗鲡的女儿陆小妹（百灵 饰）进城打工，却因为土里土气而遭到了城里人的嘲笑，在误打误撞之下，陆小妹结识了名为许彦的男子，两人之间结下了友谊。老鳗鲡强迫陆小妹嫁给她的表哥，虽然陆小妹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却不敢违抗父令。菊花是陆小妹的好友，一次偶然中，她解释了外号花脚蚊子的青工，两人坠入了情网。可是，这段感情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花脚蚊子最终抛弃了菊花，导致菊花只能下嫁给又穷又丑的金根。菊花的遭遇让陆小妹内心里百感杂陈，她决定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选择向许彦求助。
回复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